在近年财政收入大幅增收及当前宏观经济回升乏力的背景下，减税似乎是众望所归。但是，结构性减税该怎么减？能不能“全面减税”？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是否可以自主发债？带着这些问题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。

　　“全面减税”不现实

　　第一财日报：2012年会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财政超收？

　　白景明：完成财政收入任务是没问题，但是具体数额难判断。2012年我判断是完成预算指标差不多，但超收不会有多少。目前来看，2012年1月到11月还没有完成预算指标，前11个月才到108903亿元，2012年财政收入预算的是11万亿。

　　这种状况和往年不一样，2011年到11月份的时候，收入已经完成了预算指标，现在收入形势不是很乐观，别看11月份的数字好，那是和2011年同期相比，2011年11月经济下滑严重，财政收入绝对额比较低。

　　我们还要看到，2012年11月的财政收入增幅比前十个月的平均数还要低。所以从目前的财政收入增幅来看，不能说明我们回到收入高增长时期。

　　日报：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增幅较往年缩小，减税的影响大吗？哪些税种收入减少明显？

　　白景明：目前来看，我们的财政面临比较强劲的收支压力，未来一段时间也是这样。现在到了阶段性收入增长力下滑，这和减税也有一定关系。结构性减税步子迈得比较宽。但具体数目还没有总结出来。

　　日报：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结构性减税，现在也有观点认为不该再说结构性减税，而是应该全面减税。

　　白景明：现在来看，结构性减税就是结合税制改革，税制改革会导致一些减税，比如增值税改革、个人所得税的改革，都会带来减税。但全面减税，调整所有税制全部都减税，这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，没有可行性。

　　日报：如果全面减税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

　　白景明：可想而知，我们如果过度减税，支出怎么办。收入是支出的基础，现在国家要保民生、保结构调整，财政支出的压力很大。而且，财政支出在保障民生方面有两种，一种是再分配，比如低保，另一种是为群众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，比如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%的目标，这是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改善，还有水利建设、交通建设，这些都是对民生起保障作用的。

　　同时，支出也有再分配作用，同样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，公共服务对经济也有支撑作用。

　　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因素，并不是全面减税就是好事，大幅减税后，社会保障、教育、环保、医疗卫生的钱从哪里来，需要考虑这些因素。

　　分税制未导致地方财力不足

　　日报：从2012年的财政收入情况来看，非税收入远比税收收入的增长快，这种趋势是否会在2013年继续延续？

　　白景明：2012年非税收入的增长率看起来比较高，但这是不稳定的，有些非税收入是一次性的，比如资源有偿使用的费用是一次性收的。而且，现在政策已经在逐步调整，前几天又取消了3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，2012年就已经分批取消了上百项收费。所以非税收入不会构成财政收入的主体，也不会增长得很快。

　　日报：目前来看，由于减税等原因，税收收入增幅较小的情况下，地方上在非税收入项目上挖掘的动力比较足。

　　白景明：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还是税收，非税收入的比重并不能太高，这也不是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
　　日报：有学者担心地方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的驱动下，会大量挖掘非税收入项目，尤其是罚没收入部分，您是否也有此担心？

　　白景明：我认为这种担心可以理解的，但现行制度已经锁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靠罚款过日子，这是由制度规定的，不会让乱罚款的现象大面积发生。这在制度上有约束。

　　日报：地方上凸显财政不足的状况和目前运行的分税制有关么？

　　白景明：分税制现在来看运行是良好的，充分发挥了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作用，而不是约束作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实行分税制以后，营业税等地方税种收入增长很快，甚至高过增值税收入增长率，更不用说契税等小税种。

　　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地方财力不足是分税制导致的。

　　日报：分税制的争议一直比较大，也有学者和地方官员认为，中央拿走了大头，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不对等，财权太小了。

　　白景明：这个观点不太合适。从数据来看，地方拿到的更多。2011年，财政收入中地方得到的比中央多，地方超过了50%，中央约占49%.每年都在这个比例上下，中央没有占太多。

　　我国实行分税制体制的时候有一个目标，中央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%，实行分税制以后没有一年实现过，刚实行分税制的时候，最高的一年曾达到57%，之后比例就逐步降下来了。中央占比在50%~55%之间徘徊，一般是52%、53%.所以从数据来看，说中央拿了大头，这种说法并不成立。

　　而从支出来看，地方占大头。中央收入有2/3是转移支付下去，这也是有数据的。每年中央给地方好几万亿的转移支付加上税收返还，按2012年的预算，两笔支出一共达到4万多亿。

　　地方自主发债不符合制度设计

　　日报：那为什么地方依旧感到财力不足？

　　白景明：财政不足怎么理解？有两种理解。一种是满足不了履行基本事权的支出；第二种，是支出需求无法满足，这个就比较大，比如地方政府要上很多项目，没钱。

　　我认为，现在国内在前一个标准上，保障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财力是达到的，我们一直在推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。这几年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很大，这部分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收支缺口，在中西部省份这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　　地方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财政不足，这种不足是永恒的，在世界各国都存在。地方的出发点当然也是对的，为了更好的发展，让公共环境、投资环境更好，保障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再提高。

　　日报：如何让地方能有财力去追求更高水平的城市建设？

　　白景明：这是地方的财政瓶颈，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解决，关键是要保障正常的经济增长，没有增长就没有税源，这是核心问题。

　　日报：有观点认为，应该让地方自主发债，您觉得这样做可行吗？

　　白景明：目前地方债发行的管理体系是合理的，中央集中管理，确定规模。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意见，但我认为现行的集中管理发债方式是合理的，这和整体制度特征是吻合的。

　　日报：怎样理解这种吻合？

　　白景明：比如说，整个金融管理是集中管理。如果只有地方债是地方自己发，和整个的金融管理体制就是矛盾的，无法运转。

　　日报：有哪些冲突？

　　白景明：如果地方自主发债，债率确定谁来批？金融管理体制是相对集中的，企业债的发行由发改委批，发行股票也是一种直接融资，由证监会批。如果地方债由地方发行，规模不管，那和股票的关系如何处理。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。